提到长城,我们想到的可能是长城墙体、烽火台、城关、堡垒……但是在众多的长城资源中,还有一类名为“里口”的遗存——明代为加强京师防御体系所修筑的长城内侧防线。今年,昌平区启动了长城“里口”村落调查,首次将目光聚焦于这类并不为人所熟知的长城资源。为何明代会选择修筑“里口”?“里口”及其村落对于我们如今理解长城文化有哪些意义?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该项目负责人之一、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袁琳溪,听她讲述长城的“毛细血管”——“里口”的前世今生。
“里口”调查弥补相关研究空白
绵延万里的长城之上,每个重要防御点或交通要道便会设置关隘,以防止外敌入侵,而我们熟知的万里长城九关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关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关隘内外,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古人又修建了“外口”和“里口”。袁琳溪介绍,经过一些文献的梳理研究,发现“里口”与“外口”往往是相对应的,“外口”通常设置在面向敌人进攻一侧,位于长城墙体外侧,且距离长城墙体较近,有些甚至就是长城的隘口,起到军事前哨的作用。而“里口”则或有住兵,或有守兵,或有防御墙体,构成了一条长城内侧的防线,起到加强防御纵深及后卫掩护的作用。
目前在文献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昌平和延庆一带明代长城部分关口设有“里口”,其中又以昌平区数量最多。袁琳溪解释,这与明朝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加强北京军事防御力量的决策有关。“迁都北京之后,北京既是边疆,也是京师,那么就要加强京师的防线。尤其在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攻破长城、兵临京师的‘庚戌之变’后,迫使明朝不得不加强长城的军事防线,于是便在长城墙体的内侧、面向京师方向的沟口位置增设了‘里口’,与长城墙体的外侧、面向延怀小盆地方向设置的‘外口’相对应。”
作为北京长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现存的遗迹较少,“里口”未被重视起来,甚至一些“里口”村落的百姓也并不清楚村子和长城的关系。经常有一些“里口”村落的村民说:“我们这没有长城啊,怎么会和长城有关系?长城在居庸关、八达岭呀。”面对这一情况,今年,昌平区在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统筹安排下,启动了长城“里口”村落历史调查研究项目,由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团队负责该项研究工作,他们将对昌平境内现存“里口”资源和与“里口”相关联的10余座村落进行系统调研,弥补这一长城重要资源的研究空白。
“如果将八达岭长城主线想象为一条‘大动脉’,那么居庸关、南口是其中的关键节点,而山前‘里口’防御体系则是深入其间的‘毛细血管’,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毛细血管’,织补我们对于长城文化带的认识。”袁琳溪说。
为每一个“里口”留档案
目前,项目组已经启动了对十三陵镇“里口”村落的调查,也发现了不少“里口”遗存。袁琳溪介绍,他们会对发现的“里口”遗存进行拍照、记录,并梳理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从而形成每一个“里口”的独立档案,方便今后查找和深入研究。在十三陵镇的实地调研中,他们发现,在“里口”与十三陵山口重叠处,其边墙形制更为高大、结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修建了“里口”,自然需要有人来守卫、提供防御补给,于是“里口”周围就逐渐形成了自然村落。如今不少昌平的村落仍沿用了当年“里口”的名称,如马刨泉口附近的马刨泉村、小水峪口附近的小水峪村。还有一些村庄名称虽有变化,但也仍能找到当年“里口”留下的影子,如古“晏磨峪口”与现“燕磨峪村”、古“谭峪口”与现“檀峪村”等等。
深挖长城文化融合等内涵
除了“里口”本身,因“里口”而形成的村落及其文化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一些长城‘里口’遗存虽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已残破甚至消失,但因修筑‘里口’而形成的文化仍留在村落中。”袁琳溪告诉北青报记者,比如流村镇的社戏,这个极具地方唱腔特色的戏曲已经在这个古老村落流传了数百年,而究其缘起,也有段长城故事。长峪城在明代是非常重要的军事防御地点,当时有不少从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来的守军驻守于此,他们将当地的方言带到这里,形成了如今我们听到的长峪城社戏独有的唱腔,他们的姓氏、饮食、习俗等也留了下来,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民俗。
“以前我们提到长城,更多的是其军事防御作用,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长城文化带的和平时期其实更长。昌平区作为历史上民族交往交融的代表地区,也希望通过这次的调查,能够丰富对于长城文化的认识,长城不只是军事防御体系,在长城文化带的大范围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商贸往来、和平共处也是其中的重要内涵。”袁琳溪特别提到,长城并不是一条线,而是包括“里口”村落在内的带状区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让长城文化带区域内的村民们更加了解自己村庄的历史和文化,知道自己的祖先可能是从其他地区到此守卫边疆、保家卫国的,他们曾经都为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当这些文化被挖掘梳理后,也希望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助力山前区域在文旅方面有进一步发展,通过文化建设帮助当地村民提高生产生活水平,这才是我们建设长城文化带的初衷。”袁琳溪告诉北青报记者。